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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多民族共居的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新疆多民族共居的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2021年04月20日 13:51 來源:中國新聞網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東西問)新疆多民族共居的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0日電 題:新疆多民族共居的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250年前,土爾扈特人在渥巴錫領導下歷經艱辛選擇舉族東歸,離開生活了近一個半世紀的伏爾加河流域,破釜沉舟回到了被他們稱作“太陽升起的地方”——新疆伊犁。

  2021年,適逢這場橫跨歐亞大陸的人類遷徙250周年。中新社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馬大正。

  他認為,回顧、梳理包括土爾扈特東歸在內的多個民族遷徙歷史場景,可以確定:中華民族構成緊密的整體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馬大正。本人供圖。
馬大正。本人供圖。

  三重原因促使土爾扈特東歸

  渥巴錫所率起義東歸的全部隊伍共有33360余戶、16.8萬余人。馬大正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伏爾加河下游,1771年1月初正是隆冬季節。成千上萬的土爾扈特婦孺老人乘上早已裝備就緒的馬車、駱駝和雪橇,在躍馬橫刀的騎士護衛下,一隊隊陸續出發,徹底離開了他們游牧的異鄉。他們異口同聲高呼:“我們的子孫永遠不當奴隸,讓我們回到太陽升起的地方。”馬大正分析,土爾扈特人東歸的動因可分三個層面。

  直接起因在于,17世紀30年代土爾扈特蒙古遷牧伏爾加河流域并生息繁衍一個多世紀,始終保持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體制、經濟形態、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而與俄國沙皇政府力圖控制和奴役他們的圖謀發生尖銳沖突。

  思鄉情結升華為家國情懷,是促成東歸的有力動因。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清朝在對遠處異域的土爾扈特人關系處理上,正體現了其民族政策中“恩”和“撫”。

  深層原因則是土爾扈特人對祖邦故土的文化認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康熙帝派遣的使團到土爾扈特探望時,阿玉奇汗向使團詢問故鄉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情況,表示出對故鄉的極大關心。他向來自故鄉的親人傾訴,蒙古“衣服帽式略與中國相同,其俄羅斯乃衣服、語言不同之國,難以相比”。

  馬大正說,文化具有超時空的穩定性和極強的凝聚力。文化認同始終是維系社會秩序的“黏合劑”,政治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是培育社會成員國家統一意識的深層基礎。國家統一固然取決于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但文化認同卻是物質力量無法替代的“軟實力”,是一種更為基礎性、穩定性、深層次的戰略要素。

  他提出,起義隊伍的悲壯義舉顯示出土爾扈特人一去不返、回歸祖國的決心。土爾扈特蒙古與祖國一個半世紀的交往聯系,乃是中國各民族之間長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體現,而土爾扈特重返祖國正是這一結果。

資料圖:圖為新疆歌舞表演。吳志恒 攝
資料圖:圖為新疆歌舞表演。吳志恒 攝

  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的屯墾戍邊史

  18世紀50年代末,清政府實現了對新疆的統一。為確保對西北地區的管轄與軍事防御,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設置“總統伊犁等處將軍”作為中央政府派駐新疆的最高軍政長官,其下設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等分駐各地,管理當地軍政事務。

  為保衛新疆和開發新疆,清政府有計劃實施戍邊移民,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遣滿洲、索倫、察哈爾、厄魯特、錫伯兵丁攜眷屬移駐伊犁,分別組成“滿營”“索倫營”“察哈爾營”“厄魯特營”“錫伯營”供伊犁將軍控馭調遣。

  馬大正評價,此番西遷新疆戍邊活動構成一幅西進的宏偉詩篇,這批西進者在保衛新疆、開發新疆實踐中建立的偉業引起了歷史學家和今天西進者們的極大興趣。在這股西進洪流中,察哈爾蒙古的戍邊隊伍占有重要位置。

  察哈爾,《明史》稱“插漢兒”,又作“插酋”,蒙古舊部落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分兩次共調遣2000名察哈爾蒙古兵丁遷入新疆。馬大正說,屯墾戍邊、開發新疆,這一任務決定了這些兵丁是“攜眷”以及“永久駐防”。從現實生活看,當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爾蒙古族,是這一特定歷史事件中的察哈爾蒙古后裔。

  馬大正強調,察哈爾蒙古在博爾塔拉駐牧后,與相鄰諸民族相處是友好的,察哈爾蒙古與衛拉特蒙古的關系尤為親近,滿文檔案中留下了他們親如兄弟的感人記載。

  祖輩光榮的創業史成為生活在新疆的察哈爾蒙古人長期關注的熱點,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還在深挖歷史,計劃讓更多內容集結成冊出版。

  隨著清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有計劃地向邊疆地區移民成為清政府的一項既定國策。18世紀60年代后,除察哈爾蒙古外,還有滿族、錫伯、索倫等大批兵丁西遷。馬大正說,這股西遷開發的滾滾洪流,可讓我們更深刻認識統一多民族國家在清代得以奠定的歷史必然性。

資料圖:新疆城市夜景。楊厚偉 攝
資料圖:新疆城市夜景。楊厚偉 攝

  維吾爾族經長期遷徙融合形成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中國西北,自古就是多民族混雜居住的重要地區。新疆現有56個民族成份,主要居住有漢、維吾爾、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錫伯等民族。在經過漢代、魏晉南北朝、宋遼金、蒙元明時期幾次大的民族遷徙與融合,至15至16世紀最終形成近現代意義上新疆各少數民族。

  尤其清代,隨著政策導向及戰爭等因素,新疆地區民族遷徙掀起新高潮,不僅是捍衛祖國西北邊防、防御沙俄侵略擴張,也促進了新疆民族關系。

  中國政府2019年發表的《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白皮書提到“維吾爾族是經過長期遷徙融合形成的”。白皮書強調,近代以來,一些“泛突厥主義”分子以西遷的部分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部落融入當地諸族為借口,把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各民族都說成是突厥人,這是別有用心的。

  馬大正指出,語族和民族是兩個不同概念,有著本質區別。中國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裕固、撒拉等民族,皆具各自歷史和文化特質,絕非所謂“突厥族”的組成部分。

  18世紀中葉清朝統一新疆后,沿襲準噶爾舊例,多次遷徙南疆維吾爾農民至伊犁屯墾。新疆建省前后伯克制及民族隔離政策的廢除,南疆維吾爾人開始自發流向北疆,且遷徙人數愈眾,分布地域愈廣。至清末,維吾爾人幾乎遍布天山南北各大小城鎮,連南疆東部塔里木河下游一帶亦有維吾爾移民。

  馬大正說,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時期,并最終形成了以維吾爾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以西遷回鶻為主融合而成的維吾爾人在清代得到了發展。特別是隨著新疆農耕經濟的發展,維吾爾人分布區域逐步擴大,人口發展迅速,清末人口達到了157萬。

  根據最新發布的新疆地區人口變動情況分析報告,維吾爾族人口在2018年升至1271.84萬人,相比2010年增長25.04%。維吾爾族人口的增幅明顯高于漢族人口。

資料圖:新疆霍城縣中華福壽山景區玻璃棧道,游客打卡、觀賞花海。姚俐 攝
資料圖:新疆霍城縣中華福壽山景區玻璃棧道,游客打卡、觀賞花海。姚俐 攝

  資源和機會是吸引內地人口入疆的主因

  在廣袤的新疆,漢族的遷入始于漢代的屯田戍守,此后從未中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樓蘭、高昌,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鎮都聚居著眾多的漢族,清代又有大量的漢族遷入。其中一些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則成為了今天新疆漢族的先民。

  馬大正特別提到清代以后遷入南疆的漢族居民。以1864年為界,中央政府針對新疆漢族移民所采取的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建立各種制度和措施引導、鼓勵內地居民向東疆和北疆流動,而對漢族遷入南疆地區多加限制。

  同治三年(1864年)后,新疆大亂嚴重摧殘了新疆社會經濟。戰亂中,來自浩罕侵略者的野蠻蹂躪和封建割據勢力蓄意制造的民族仇殺造成無數百姓喪生。新疆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曉霞介紹,1887年,新疆省政府以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內地居民前往墾荒,這一時期民屯勞力由就地招募的民戶、軍隊兵戶、遣犯的民戶和安插戶組成。

  同治年間左宗棠率軍平定新疆,士卒多為兩湖人士,戰爭結束后來疆部隊多遣返原籍,但仍有不少人留下居住。1917年,《新疆游記》作者謝彬考察南疆,曾記載洛浦縣有漢族移民數十家,其中玉龍喀什鎮就有18戶籍貫為湖南的漢族居民,以經商為業。以致當時的新疆有“小湖南”之稱。

  清軍西征時數萬軍隊入疆,地廣人稀很難買到生活用品,天津楊柳青商販數百名貨郎挑上津京等地生產的各種中成藥、日用百貨等隨軍做生意,小商販隨部隊轉戰天山南北,這即是“趕大營”。隨后到新疆的楊柳青人不斷增多,如在喀什新城有一些漢族式的建筑物,喀什城內的漢族商人除了開商鋪還開錢莊放債。此外,新疆建省后,內地甘肅、陜西、四川人口紛紛赴新疆謀生。

  李曉霞在《新疆南部鄉村漢人》一書中分析,新疆的吸引力被認為是內地省份遷移人口入疆的主要原因。這種吸引力主要來自新疆豐富的資源、開發的機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較大人口容量和較好經濟開發條件,為內地人口尤其是來自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村移民遷入提供了基礎。

  馬大正說,新疆的歷次開發都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遷入就意味著有較好職業、較高收入的可能。內地人口流入新疆的原因可以解釋為新疆城鎮經濟的發展吸引了東部人口稠密、但自然資源較缺乏地區居民的轉移。

圖為新疆疏附縣吐萬克吾庫沙克村的樂器制作藝人們聚在一起,為游客彈奏樂曲。
圖為新疆疏附縣吐萬克吾庫沙克村的樂器制作藝人們聚在一起,為游客彈奏樂曲。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不是偶然

  從清代民族遷徙的方向來看,大致有新疆境內間的民族遷徙、境外民族向新疆的遷徙及內地各民族向新疆的遷徙等三種類型。通過對上述歷史的全面闡述,有助于更好理解中華民族構成緊密的整體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經過長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跬步集》一書中,馬大正寫到,綜觀新疆的民族發展史,可以說是一部多民族遷徙流動、融合的歷史畫卷。這里是眾多民族的共同家園,不僅包括現代居住在新疆的民族,也包括在歷史發展中已經消失的民族,而不是哪一個民族專有的家園。

  馬大正還指出,現有的新疆13個主要民族是眾多民族在長期的不斷融合過程中形成的,而融合的動力往往來自于東部,尤其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帶,民族的遷入是形成這些民族的主要力量。一定時期遷入的民族和原有民族在相互融合之后又不斷地和下一個時期新遷入的民族血肉交融。就這樣誕生了今天中國新疆13個主要民族。(完)

  馬大正,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馬大正文集》、《邊疆與民族──歷史斷面研考》、《中國邊疆研究論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厄魯特蒙古史論集》(合著)、《準噶爾史略》(合著)、《漂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合著)、《衛拉特蒙古史綱》(合著)、《新疆史鑒》(合著)、《中國邊疆經略史》(合著)、《清代邊疆開發研究》(主編之一)、《清代的邊疆政策》(主編之一)、《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合編),主編“中國邊疆通史叢書”、“中國邊疆探察叢書”等。

【編輯:張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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